对于多数人来说，认识徐皓峰是从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开始的，作为电影编剧，他凭此片在第33届香港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而除此之外，徐皓峰还有多重身份，动作指导、导演、作家。自2013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武林纪实”系列《逝去的武林》，长篇小说《道士下山》、《武士会》，短篇小说集《刀背藏身》等多部作品。

今年，陈凯歌根据其长篇小说拍摄的电影《道士下山》上映，徐皓峰本人自编自导的电影《师父》也将在今年底公映。《师父》跟他此前导演的电影一样，也是根据他本人的短篇小说改编，都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刀背藏身》中。徐皓峰讲述执导《师父》感悟的随笔集《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也在近日上市。在这部电影随笔中，不仅能看到电影《师父》的成片过程，还能从中看出身兼作家和导演的徐皓峰对于中国武术、武侠电影的种种态度。

关于真实的武术，关于武侠电影，近日徐皓峰接受了媒体的微信访谈，以下是访谈的部分节选。

靠武术改变国民性

是民国社会的一个共识

问：陈凯歌导演接受采访时曾说，从《黄飞鸿》以后武侠电影只有一部《功夫》不错。你对这二十多年来的武侠电影怎么评价？

徐皓峰：这二十多年来是武侠电影的一个衰落期和转移期。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叫风水轮流转，最早武侠电影发源于大陆，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但是到三十年代初武侠电影就被国民政府禁了，后来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在香港复兴，一直到现在。

这20年来，武侠电影其实在1992年之后风潮就过去了，之后武侠电影的创作就再也没有形成香港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家都拍武侠电影的潮流，武侠片就变成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了。周星驰拍了一部武侠片，陈导拍了一部武侠片，张导拍了一部武侠片，武侠电影作为一个商业的类型它在整体上已经走向末路了。

问：民国习武之风盛行，武术称为国术，包括在政治和国家层面，背后其实是一种民族复兴、强壮国族的意识形态，最后起了作用没有？

徐皓峰：这个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清末之后第一届政府培育民间尚武精神，所以才能让中国向后支持长达三四十年的战争，如果没有这个精神的传统，一个民族不可能支持三四十年的战争。靠武术改变国民性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共识。

国民性这个词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是那些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发明的，后来这个词汇被梁启超、鲁迅、胡适他们继承，在他们手里就成了有政治改革意义的词。

当时培育武德，通过强健体魄振作起精神就成为上上下下改造国民性风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看孙中山给武术界题的词直接就是强国强种，它是属于大的社会共识里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武术好我们就练武术。

写武术的知识点主要因为受了外国人的刺激

问：你谈到你的创作时说：“其实我最得意的不是我制造出来的故事，而是一些比较简洁的关于武术的知识点。”除了武林纪实系列，在你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是以真实的武术实践为背景。这次在新作《坐看重围》》里你仍然讲解了很多武术的要紧的知识点，为什么要那么真实地写武侠？

徐皓峰：这个好象强迫症一样，写武术的知识点或者写武术以前不能普传的口诀，这主要是受了外国人的刺激。咱们有一些老拳师过于保守，如果大家都很保守你可以很精心地选才，慢慢地找继承人。如果大家都保守这是非常好的，以前老一辈武人也是这么过来的，保持了生态的健康，就按照单一的规律往下发展就能很好。但是我看到了一些现象对我的刺激颇大。

在德国、希腊的一些公园里，中国武术的一些秘招秘诀，由外国的咏春教练或者别的拳种师父就在公园里直接教和直接打，而在我们的公园里，单就一个推手，这对我是非常刺激。

另外，我们讨论过中国在清末和民国的时候跟日俄的军政方面武人进行交流的典故。我看到一些前苏联人，他们在教中国的武术，他们掌握的技术比我们教出去的要多，最后就引得中国的青年很好奇，要跑去跟他们去学，号称自己学的是苏联的功夫。

这两个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们还在极其吝啬地对我们的年轻人保密，那我起码得让咱们自己的年轻人知道。

我的写作基础和金庸、古龙不一样

问：怎么看金庸、古龙那类型武侠小说，觉得它过时了吗？

徐皓峰：金庸和古龙他们各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你看金庸小说里的人，英雄豪杰往往是性格上不太成熟的人，这对香港电影很有影响，香港电影里面的英雄大侠都要回忆童年，保留着儿童的种种特征，这是香港文化的特点，他的大众英雄一定要带着儿童的特质，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也是这样，写的是幼稚的男性，写的是青少年。

在武功形态上，金庸其实继承的是还珠楼主，他的很多武功其实是巫术或是神仙术，他跟神仙传是有直接的血脉联系的。

古龙的武侠小说受日本文化影响。因为日本撤出台湾之后，日本电影持续大量地涌进台湾，台湾一代的青年受日本电影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造成古龙小说里的人物其实有一些人的性格是日本人的性格，他对武打场面的写法是日本浪人小说这样的一个写法。

所以金庸和古龙背后各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我的写作基础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想跟他们一样我也学不来。这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模仿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作者非常多，但都没有成功者的原因。不是说文学才华比两个人弱，而是他们文学背后的文化是你所没有的。我的机缘巧合、我的文化基础主要是民国时候北京和天津北方武林的口述历史，所以没有谁强谁弱的问题，是大家的文化基础不同，将来隔代之后还会各有发展。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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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峰与“硬派武侠”

徐皓峰的《道士下山》，被认为是“硬派武侠的接脉之作”。关于“硬派武侠”的涵义，徐皓峰曾说“这是采用了网友的评论用词，最早是用来评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因为他本是武人，写的是自己接触过的武人，也有传奇性部分，但不是他臆想的，而是有当时的武林传言的依据，所以被称为‘硬派’，意即真实含量多。”

在《道士下山》之前，徐皓峰在《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武人琴音》三部曲中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意拳三位宗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武学造诣、生活言行和师徒传承至今的武术实践的口述纪实作品。而《道士下山》描写的是一九三零年代的杭州，在这个烟柳繁华之地，一个“不堪忍受山中巨大寂寞”的小道士回归到了尘世，并牵引出一系列人物的现身。书中不再刻意强调武侠门派，渲染武术动作的奇巧，反而是根据武林掌故和前人口传，生动讲述了一段民国江湖传奇。小说以史实和拳理相陈，描画奇人、奇情、奇事、奇技，将武侠小说回归到武术本身，这是徐皓峰小说的最大特征。

这样的描写手法实际上跟徐皓峰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家族曾是晚清很有影响力的官宦世家，他的二姥爷李仲轩曾是北京形意拳高手尚云祥的弟子，而尚云祥的师父李存义则是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士会的创办人。李仲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拜师习武，被自己书香门第的家庭逐出，一生坎坷，后成就了武学的至高修为，后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最后一位见证者”。

徐皓峰从小追随二姥爷并帮他整理形意拳谱的遗存与心法，对这一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华武学开始理解并渐有会心，之后十数年专心于搜集和整理民间武术资料，采访众多民间武术高手和道、佛教学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向。

《逝去的武林》一书正是他根据姥爷口述整理而出，而在《道士下山》中他也力图将武术从快意恩仇中解放出来，增添了许多过去武侠小说所忽略的具体武林掌故、练功细节，将民国史、武林秘事、修道奇谈融为一炉，在叙事中反映时代风韵和真正武者的风范。

在新书《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中，徐皓峰以其家学渊源，参详咏春、八卦、形意之拳理精髓，并论及功夫演员的养成、剧本写作和导演思维的误区、武打电影的先天不足、当下电影创作的困境与突围诸多话题。人文社